第2章
孙晓丽给我转了一百七十八块钱买票的时候，我本来是打算买硬座的。
结果我在售票窗口排了四十分钟队，轮到我了一问，硬座没了，只剩站票。
站票比硬座便宜二十块，我犹豫了两秒钟，然后说了一句：
“来一张站票。”
售票大姐看了我一眼：
“站票二十四小时，
你确定？”
我说：
“确定。
省二十是二十。”
她打票的时候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清，大概是“现在的年轻人真能扛”之类的。
我把那张粉红色的站票接过来，看了一眼，上面印着“无座”两个字。
无座，就是没有座位，
就是你要在火车上站二十四个小时，从一个省站到另一个省。
我上车的时候，车厢里已经挤满了人。
行李架塞得满满当当，过道里全是人和行李，
走两步就要侧身，像在玩一场真实版的俄罗斯方块。
我拖着那个少了一个轮子的行李箱，在车厢里挪了大概十分钟，才找到一个可以站的位置——
车厢连接处的过道，靠着厕所门。
旁边是一扇小窗户，窗玻璃灰蒙蒙的，看出去像隔着一层雾。
我把行李箱竖在脚边，靠在墙边，
觉得自己像一根被插进花瓶里的干树枝，插进去了，
但还没浇水，不知道能不能活。
火车开了。
一开始我站着还挺精神，觉得这地方不错，靠墙，
有风从门缝里灌进来，比车厢里凉快。
但站了两个小时之后，我的腿开始酸了。
小腿像被灌了铅，脚底板像踩在烤架上，每一次换重心都像是在跟自己的脚讨价还价——
再坚持十分钟，就十分钟。
十分钟之后又说再坚持十分钟。
后来我发现，当你说“再坚持十分钟”的次数超过二十次之后，
时间就变成一个模糊的概念了，像一块被反复揉搓的橡皮泥，
拉长、压扁、再拉长，你永远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断。
我开始观察车厢里的人来打发时间。
对面站着一个穿蓝色工装的大叔，靠着一个巨大的编织袋，袋子上印着“尿素”两个字。
他每隔一会儿就掏出手机看时间，看完又塞回去，像在跟时间较劲。
他旁边坐着一个年轻女人，抱着一个小孩，
小孩在哭，女人在哄，哄了一会儿没哄好，她自己也跟着哭了。
小孩看到她哭了，反而不哭了，伸出小手去摸她的脸，说了一句“妈妈不哭”。
女人擦了擦脸，把小孩搂紧了一点。
我别过头去，觉得这一幕不应该被一个陌生人这样随随便便地看着。
大概过了四个小时，我开始摸清了车厢的“座位流转规律”。
每到一个站，总有人下车，也总有人上车。
下车的人离开后，座位会空出来那么一两分钟，然后被上车的人占领。
如果你动作够快，反应够灵敏，你就可以在那一两分钟的间隙里坐上去，哪怕只坐五分钟，也比站着强。
于是我像一个在草原上等待猎物靠近的猎手，眼睛死死地盯着那些即将起身的人。
有人开始收拾行李了，我往那个方向挪两步。
有人站起来伸懒腰了，我靠近三步。
有人提着包往门口走了，我箭步冲上去，一屁股坐下来。
第一次成功的时候，我差点笑出声来。
那是一个靠窗的位置，窗玻璃上还残留着前一个人留下的手印。
我坐在那里，终于感觉到自己的屁股重新属于自己了，腿也终于可以伸直了。
我靠着椅背，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像一个人被从水里捞出来之后第一次深呼吸。
但我知道这个位置不属于我。
它属于下一个买票的人。
我只是一个暂时的使用者。
果然，不到二十分钟，一个扛着蛇皮袋的大哥走过来，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手里的票，
“兄弟，
这个位置是我的。”
我二话不说站起来，
“对不起对不起，
你的你的。”
然后我又回到了厕所门口，继续站着。
后来我学会了一个更好的策略——
不等人家来赶，我自己主动找空位。
哪个座位上没人，我就坐上去，坐多久算多久，
等到座位的真正主人回来了，我再说一声“不好意思”，然后站起来走人。
整整一个晚上，我换了七个座位。
有的人很好说话，回来的时候看我坐着，
也不赶我，自顾自站在旁边玩手机。
有的人没那么客气，一回来就瞪我一眼，
我识趣地站起来，连“不好意思”都咽了回去。
换座位的间隙里，我开始胡思乱想。
想得最多的，是孙晓丽。
我上次见她还是高中，那时候她是我们班最会打扮的女生，走在走廊里像一只误入鸡群的孔雀。
她当时坐在我前桌，偶尔回头跟我借作业抄。
后来她去了东莞，没有人告诉我她去东莞做什么，只是听说“混得还不错”。
混得还不错是什么意思？
是在工厂流水线上当组长，还是在某个写字楼里坐办公室，还是——
她电话里说的那一行？
我不知道。
但我正在往她知道答案的地方去。
火车过了湖南之后，天黑了。
车厢里的灯光亮起来，是那种昏黄的、偏暖的白炽灯，把每一个人的脸都照得发黄发暗。
我靠着厕所门口那面墙，腿已经站麻了。
就在我快要打瞌睡的时候——我的余光里出现了一只手。
那只手从旁边的座位上伸过来，轻轻拉了一下我的袖口。
我转过头。
一个年轻女人正坐在靠过道的座位上，仰着脸看着我。
她看起来二十三四岁，化着淡妆，眼睛很大，睫毛刷得翘翘的。
她穿着一件白色的吊带背心，外面套一件薄薄的粉色开衫，
锁骨上挂着一根细细的银链子，链坠陷在领口的阴影里。
“你是不是站了很久了？”
她问我，声音不大，但在嘈杂的车厢里却格外清晰。
我愣了一下：
“站了七八个小时了。”
“那你来坐吧。”
她拍了拍旁边的座位，
“我旁边那个人刚下车，下一站才会有人上来。
你先坐会儿，歇歇腿。”
我看了她一眼，又看了一眼那个空座位——
靠窗的位置，窗户玻璃上还映着窗外的夜色。
“那你呢？
你不坐？”
“我坐累了，
正想站一会儿。”
她说，
“你坐吧，
别客气。”
我坐了下来。
屁股挨到座位的那一瞬间，我差点舒服得哼出来。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那椅子比之前坐过的任何一个都软，软到让人想跟它多待一会儿。
她也在我旁边坐下了，不是“站着”，她坐在我旁边。
她没走，她只是把座位让给我一半。
我侧过头，她正看着窗外，侧脸的线条在车厢灯光下像一道被描过的线。
沉默了几秒，她忽然转过头来：
“你一个人去东莞？”
“嗯。
去找工作。”
“我也是去东莞。”
她笑了笑，
“我回去上班。”
“你在东莞做什么？”
“我做销售的。
卖化妆品。
你呢？”
“我……还没找到工作。
先去看看再说。”
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眼，目光在我的脸上停了一下：
“你长得挺顺眼的。
东莞那地方，
长得顺眼的人不愁没饭吃。”
我没有接话。
她又笑了一下。
车厢里有人在吃泡面，味道飘过来，泡椒味的。
我肚子叫了一声。她听到了，
从包里掏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一盒切好的水果：
“吃吗？
我上车之前买的，
太多了，
吃不完。”
“不用不用——”
“拿着吧，
别客气。”
她把盒子塞到我手里，
“你一个男的，
站了七八个小时，
不饿才怪。”
我接过来，打开，里面是西瓜和哈密瓜，切得整整齐齐，用牙签插着。
我吃了一块，甜，凉，从嗓子一直滑到胃里，像是有人往里面扔了一颗冰糖。
她说：
“你这人，
吃相挺斯文的。”
我说：
“那是因为饿了，
斯文不了几下。”
她笑了。
她笑起来的时候眼睛会弯一下，像一只猫被挠了挠下巴。
我看到她放在膝盖上的手指指甲很短，没有涂颜色，
指甲尖剪得干干净净，像是习惯了一直把多余的东西修剪干净。
火车忽然颠了一下，她身体往我这边歪了一小截，肩膀碰到了我的肩膀。
她没有立刻挪开，我也没躲。
她问：
“你到东莞打算住哪儿？”
我说：
“有个同学先借住，
后面再找房子。”
她说：
“那你今晚到了有人接你吗？”
“有，
她说来接我。”
“女朋友？”
她的声调带着点试探。
“不是，
就是高中同学，
好多年没见了。”
她点了点头，没有接话。
沉默持续了大概五六秒，然后她侧过头看着我：
“你知道这趟车的洗手间在哪儿吗？”
“就在那边，我靠了一路了。”
“那我去了。
你帮我看一下包。”
她站起来，把那个白色的手提包放在座位上。
我点了点头，她朝车厢连接处的洗手间走去。
我看着她穿过过道时被挤得侧身的背影，觉得她还是太相信我了——
换作别人，可能已经把她的包顺走了。
她去了大概五分钟，回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瓶拧开了的矿泉水。
她坐下来喝了一口，又递给我：
“喝吗？”
我犹豫了一下，接过瓶子，喝了一口。
水是常温的。
她把瓶子接回去的时候，手指碰到我的手指，停留了短暂的一瞬，
像风停在树梢上，随时会离开，但那一刻它确实在那里。
她看着我：
“你去过东莞吗？”
我说：
“没有。
第一次。”
“那你去了就知道，
东莞的夜，
比火车上的夜长多了。”
我们都没有再说话，肩膀靠在肩膀上，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夜色。
火车过了一个隧道，光线忽然暗下来，车厢里变成一种深沉的暗黄色。
她伸出手，拉住了我的手腕。
她的手指凉凉的，像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矿泉水瓶。
“来。”
她说。
她站起来拉着我往过道走，我跟着她，穿过一节车厢，在洗手间门口停了下来。
她推开门，拉着我闪身进去，然后反手锁上了门。
洗手间很小，两个人挤在里面几乎转不开身。
灯光是惨白的，嗡嗡响着，空气里有一股消毒水和金属生锈混合的气味。
她背靠着洗手台看着我：
“你是不是有点紧张？”
我说：
“没有紧张，
是没准备好。”
她笑了一下：
“那你准备好。”
她伸手拉了一下我那件洗得发白的T恤领口。
火车开始减速，轮轨摩擦的声音从脚下传上来，
呜——哐当，呜——哐当，节奏缓慢，像一列正在换气的铁马。
她看着我：
“你果然跟我想的一样。”
她整理了一下衣服，拧开水龙头洗了洗手，回头看了我一眼：
“到了东莞，
记得找我。
我住在厚街，
你来了说一声。”
她伸手理了理鬓角的头发，从口袋里掏出一支口红，旋开，
对着镜子涂了一层，抿了抿，然后打开门，
像一个在舞台上换完了妆、知道下一幕不会让你等太久的人。
我回到座位上的时候，她已经坐回原来的位置了。
她问我：
“你叫什么？”
我说：
“郝建。”
“好贱？”
我点了点头。
她说：
“我叫小棠。
海棠的棠。”
她把手机递过来，屏幕亮着，显示着微信二维码：
“加一个，
到了东莞联系我。”
我扫了码，她收回手机，看了一眼屏幕：“
行了，
我记住了。”
火车继续往前走。
窗外是连绵的山，远处的村庄亮着零星的灯火，
一小团一小团的，像被人随手撒在山坡上的碎光。
到了东莞站，天快亮了。
她站起来拿包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一眼：
“你路上那个步骤安排得挺好。
到了东莞，
记得找我。”
她没等我回答，就转身往另一个方向走了，白色吊带背心的肩带在晨光里微微反着光。
我站在站台上，隔着人群看了她一眼，
她已经在出站口排队了，排队的时候没有回头。
出站口的广播正在用粤语播报着东莞今天的天气，天亮之前的风比刚才暖了一些，
带着一股说不清的、像是从某个还没开店的门缝里漏出来的草木气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