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东莞的夜，是从晚上十点才开始苏醒的。
白天那些灰扑扑的店面、半死不活的发财树、落了灰的招牌，
到了夜里像被施了魔法一样亮起来，粉的绿的紫的蓝的光从每一扇门里往外涌，
汇成一条彩色的河流，把整条街泡在一种半梦半醒的光晕里。
我站在那条街上，觉得自己像一条刚被倒进海里的淡水鱼，
还没适应盐度，但已经在被动地漂浮了。
孙晓丽这次没带我去“夜色”，她带我去了另一家，叫“金碧辉煌”。
名字土得掉渣，但楼确实辉煌。
玻璃幕墙反射着四周的霓虹，楼顶上立着四个大字，
每一笔都用灯管勾了边，亮得刺眼。
门口停了一排车，清一色的黑色，清一色的闪。
我认不出那些车标，但我知道它们都不便宜——
因为每辆车的轮胎旁边都站着一个穿黑色制服的人，挺直腰板，
像在守着一座小型博物馆里最值钱的那件藏品。
孙晓丽跟我说：
“今天带你来见见世面。
这家酒吧跟‘夜色’不一样，这里来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
你进去了别乱说话，多看就行。”
“有头有脸的人？
什么样的？”
“你进去了就知道了。”
她推开那扇厚重的玻璃门。
我跟着走进去，一瞬间，感觉自己走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大堂挑高极高，头顶悬着一盏巨型的金色吊灯，
每一片水晶都在慢悠悠地转着，把光切碎成细小的亮点洒在下面每一个人的身上。
空气里飘着一股说不出来的香味，不浓，但很持久，
像有人在你刚进门的那一刻用一把看不见的刷子在你鼻尖扫了一下。
我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鞋——那双从老家穿来的、鞋头已经磨花了的地摊皮鞋——
忽然想把它藏起来，却找不到一个能塞得进去的角落。
孙晓丽带我穿过大堂，走进里面的大厅。
大厅比外面的酒吧间更安静一些——不是人少，是气场不同。
每一桌卡座之间都隔着足够的距离，光线刻意被调暗了些，只够看清对面人的轮廓。
桌上摆着水晶醒酒器，冰桶里插着绿瓶的香槟，
果盘里的水果切得整整齐齐，每一块都码成一样的尺寸。
那些坐在卡座里的女人，一个个看起来都像从杂志上剪下来的。
她们穿着我没见过的牌子，我看不懂那些牌子的名字，
但我知道它们每一件都比我全身行头加起来贵很多。
有的穿旗袍，有的穿套装，有的穿吊带裙，
肩上搭着一条披肩，手上随便放着一个包，包上烫着金色的logo。
“看到那边那个没？”
孙晓丽朝角落里努了努嘴，声音压得很轻，
“穿墨绿色旗袍那个。
她老公是做房地产的，身家几个亿。”
我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
那女人看起来不到五十岁，坐着的时候背挺得很直，
端起酒杯的动作很慢，像在喝一口不能急的东西。
手指上戴着一颗钻石，不大不小，刚好在她那根细白的无名指上停稳了。
她旁边坐着一个年轻男人，白衬衣，黑裤子，正在给她倒酒。
倒酒的动作很轻很稳，酒液在杯壁上挂了一下才落到底，一滴都没洒出来。
她喝了一口，微微点了下头，像在说一句不需要说出口的“还行”。
孙晓丽说：
“那是张太太。她老公在外面养了三个小的，她不管，也不闹。
她有自己的活法。”
“什么活法？”
“来这里喝酒，有人陪，有人听她说，有人的手不会在她讲到一半的时候偷偷摸手机。”
孙晓丽把话说到这儿就没继续了。
旁边那桌坐着一个穿白色西装外套的女人，短发，
戴着一副金丝边的细框眼镜，看起来像某个公司的高管。
她正在跟对面一个年轻男人说话，嘴唇翕动着，
语速不快，像是在交代一件很重要的公事。
那男人听着，偶尔点头，偶尔递上一句什么，
说得不长，但刚好接住了她话尾的那个停顿。
孙晓丽说：
“那是李总，在东莞开了三家服装厂。
听说她离过两次婚，现在不想找了，就出来玩玩。
来找她的都是熟人介绍的，她要求高，不熟的不见。”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我来这儿三年了，能不知道吗。
告诉你，东莞这些富婆，表面上看起来光鲜亮丽的，
回去关上门有多少人一个人看电视看到天亮，只有她们自己知道。”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常，但我听出了一点别的东西。
不是同情，不是八卦，是一种“我见过太多了”的了然。
大厅里大概坐了七八桌，每一桌都有一个或两个穿着白衬衣的年轻男人。
她们桌上的酒水一瓶接一瓶地送上来，但她们不喝快，她们喝得慢，
像在等一个不太会来的电话，又像在一页一页地翻着一本早就知道结局的旧小说。
旁边一个服务员端着一盘水果经过，盘子里摆着一座用西瓜雕刻出来的小山，
顶部还插着一把白色的小纸伞，像在为一顿不需要理由的晚餐庆祝。
孙晓丽问：
“你猜她老公知不知道她出来？”
“不知道吧？”
“知道。
但他不管。
他理亏——
他在外面包了人，她就出来散散心。
互不打扰，各玩各的。
这就是东莞有钱人的婚姻。”
她说完了，端起面前的杯子喝了一口水，没有继续往下讲。
我看着那些坐在卡座里的女人，看着她们酒杯上残留的口红印，听着她们低低的、
偶尔被音乐盖过去的笑声，我心里忽然有个念头冒出来：
我要是在这儿上班，我能让她们笑得更久一点吗？
我不知道答案，但我第一次觉得这个问题值得去想。
那天晚上孙晓丽给我点了一杯酒，让我坐在吧台旁边的一个小角落里，不说话，只是看。
我看着那桌穿墨绿色旗袍的张太太，她终于跟旁边的年轻男人说了一句话，
那男人俯过身去，侧耳听了大概半分钟，然后点了点头，
站起来走到吧台边，要了一壶热水和一个干净的空杯子，
又走回去，把热水倒进杯子，放在她面前。
她用两只手捧起那杯热水，像在捂着一个很小很小的暖炉，
脸上那颗钻石在灯光下闪了一下，然后暗了下去。
我不知道那杯热水是什么时候被喝光的，但我知道那天晚上过后，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多了一层——
原来有人愿意为一杯热水付钱，也有人在递完那杯热水之后收到一张可以抵我一个月工资的钞票。
孙晓丽没说错，东莞的有钱人，确实不一样。
孙晓丽在回家的路上骑着电动车，我在后座，
她的头发又被风吹到我脸上，痒痒的。她说：
“你今天看得怎么样？”
“看得我眼花缭乱。”
“那你觉得，你能干这行吗？”
“我觉得……我嘴皮子还行。”
“光嘴皮子不行，你得有眼力见。
那些人看着穿金戴银的，其实来这儿大多数不是为了享受，是为了找人听她们说话。
你听她们说就够了。
好听的话谁都会说，但能听她们说完一整句、一整段、一整夜的人，不多。”
我在电动车的后座上，琢磨着她的那句话——
“能听她们说完一整夜的人不多”。
月光从路边的树叶缝隙里漏下来，碎碎地落在前行的路上，
一辆夜班公交从我们旁边开过，车窗里透出几格昏黄的灯光，像在点数沿途还剩多少没睡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