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从“金碧辉煌”回来的第二天下午，我躺在孙晓丽家的沙发上，盯着天花板那只水渍猫发呆。
窗外有人在吵架，用的我听不懂的粤语，
声调高高低低的，像一首以吵架为名的粤剧。
吵着吵着忽然停了，我竖起耳朵等了一会儿，
没等到后续，像一首突然断了电的收音机。
孙晓丽从卧室出来，穿着一件白色吊带背心和一条碎花短裤，
头发乱蓬蓬的，明显刚睡醒。
她走到厨房倒了杯水，咕咚咕咚喝完，
然后靠在门框上看着我，目光不紧不慢的。
“想什么呢？”
“想昨晚看到的那些。”
“想了一上午？”
“差不多吧。”
她端着空杯子走过来，在我旁边坐下，沙发弹簧又吱呀叫了一声。
她把杯子放在茶几上，翘着腿看着我。
“说说看，想明白了什么？”
我想了想。
“想明白了你之前说的那句话——
东莞的有钱人，确实不一样。”
“然后呢？”
“然后我在想，我在老家干了两年，
送外卖、端盘子、卖房子，一个月赚两千八，
累得跟狗一样，还交不起房租。
昨天我看到一个穿白衬衣的男的，倒了杯水，
拿了张不知道多少的小费，走的时候腰杆是直的，轻松得跟散步一样。
我在想，我能不能也那样。”
孙晓丽看着我，看了几秒钟，然后笑了。
那个笑跟她在火车站接我的时候很像，但又不太一样。
像是一粒种子被埋进了土里，她知道它会在某天破开，只是没想到它破得这么快。
“那你觉得你能干吗？”
“我不知道。
但我得先试试。”
“怎么试？”
“你先告诉我，那行到底是干啥的。
你跟我说清楚，我才能决定是不是能干。”
孙晓丽靠在沙发上，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
把一只脚缩到另一条腿下面，侧着身子对着我。
“说白了，就是陪女人喝酒、聊天、唱歌。
她们来这儿是为了散心，不是为了别的。
你陪她高兴了，她就给你钱。
不需要你多帅，不需要你多有文化，
只要你看着顺眼，说话不让人烦，耳朵不关机就行。
干活的时候你是服务方，不干活的时候你们谁也不欠谁的。
就这么简单。”
“就这？”
“就这。
你觉得简单？
你试试连续三个小时听一个不认识的阿姨讲她老公出轨的事，脸上还得保持‘我在听’的表情，
不玩手机不走神不打哈欠，试试看。”
“那确实不简单。”
“不简单就对了。
简单的事能挣这么多钱？
东莞街上随便拉一个男的都能干，那轮得到你？”
她看了我一眼，把一盒烟从茶几下面抽出来，弹出一根，叼在嘴上，没点。
“郝建，我跟你说实话吧。
你这条件不算差，主要是看着顺眼，不招人烦。
你要是愿意试，我带你去见东哥，让他看看你。
他要是点头了，你就干几天试试。
不行就撤，也不亏什么。
行的话，起码比你送外卖一个月两千八强一百倍。”
我把那句话在脑子里翻来覆去地过了好几遍。
她说得对，试试又不亏什么。
不行就撤，行的话……
我还没法想象“行的话”是什么样子，但光想象它存在，
就已经让我那条送外卖的腿，在离开县城的路上又往外多迈了一步。
我抬起头看着她：
“那你什么时候带我去见东哥？”
“今天晚上。”
她坐直身子，把烟放下，
“你先把你这身行头换了，别穿你那件洗得发白的T恤。
白衬衣黑裤子，昨天你穿那身就挺好。”
“那件白衬衣是你买的。”
“那你就穿我买的那件。
等你自己挣了钱，你再买十件一模一样的，我不拦你。”
晚上七点半，我跟在孙晓丽身后再次走进金辉会所的大门。
天色已经暗下来了，巷子里那些白天灰扑扑的招牌全亮了，粉的绿的紫的光把整条巷子泡得又黏又迷。
门前那两棵发财树还是半死不活的样子，但门里透出的暖黄色灯光把它们衬得好像也没那么惨了。
大厅里已经坐了几个穿白衬衣的年轻男人，有的在低头玩手机，有的在聊天。
阿强也在，坐在靠里面的沙发上看手机。
他今天换了一件新的黑衬衣，领口挺括，
看到我走进来，抬头看了我一眼，
目光在我身上停了两秒，然后朝孙晓丽点了点头。
孙晓丽领着我穿过大堂，上了楼梯。
楼梯铺着红地毯，踩上去脚感很厚实，像走在一条永远不会发出声响的走廊上。
走到二楼，她在走廊尽头一扇深色木门前停下来，敲了三下。
门里传来一个声音，不算大，也不算小，刚好能让外面的人听见：
“进。”
门推开，里面是一间不算大的办公室。
一张深色的办公桌，桌上摊着几页纸，
旁边立着一盏台灯，灯光把桌面的纹理照得很清楚。
对面摆着一排灰色文件柜，其中一个柜门半开着，
能看到里面码着一摞叠得整整齐齐的白衬衣。
一个男人坐在办公桌后面，穿着黑色圆领T恤，
头发剃得极短，几乎贴着头皮。
他长得很普通，不高不矮，不胖不瘦，
但眼睛看人的时候很直，像在把你看透之前先把你的轮廓描了一遍。
孙晓丽走到桌前：
“东哥，我带个人来给你看看。”
东哥的目光从她身上移到我身上。
那一眼很短，不到两秒，
但我感觉他已经在两秒内把我的衬衫、裤子、鞋、发型、还有我站在那里的姿势都扫了一遍。
他靠在椅背上：
“新来的？”
“我老乡，刚来东莞几天，想找个活干。”
东哥看着我：
“你多大了？”
“二十二。”
“哪里人？”
“贵州那边的。”
“以前干过什么？”
“送外卖，端盘子，卖房子。”
“卖过房子？”
“卖过。
没卖出去。”
他嘴角动了一下，不算笑，算“还行”的弧光。
“出来打工，想挣多少钱？”
“够活就行。”
“够活？
在东莞够活的标准可不低。”
他身体微微前倾，双手交叉搁在桌面上，
“我这儿的规矩不多：
客人来了你陪着，让你笑你就笑，
让你唱你就唱，不让你说话你就闭嘴。
客人骂你你听着，她高兴了砸钱你收着，她不高兴了摔杯子你躲着。
手机不能看，懒觉不能睡。
看上的客人不能抢，看不上你的客人你不用跪。
能守得住吗？”
“能。”
他从桌上抽了一张名片，用指节压着推到我面前。
“明天晚上八点，准时来。
来早了等着，来晚了不用来了。
白衬衣黑裤子皮鞋，头发别太油也别太乱。”
他顿了一下，像在检查哪句还没说出口，
“孙晓丽说你嘴皮子还行，我先看看。”
我接过那张名片，低头看了一眼。
只有一行字：
东哥，下面是一串手机号码。
没有店名，没有职务，没有地址。
只有名字和一串数字，像一条隐形的线，
一端连着这座城市的夜晚，另一端连着我口袋里那张还没舍得扔的火车票。
走出办公室的时候，我的手心有点湿。
那张名片被我攥着，边角已经弯了。
孙晓丽在走廊里靠着墙等我，看到我出来，没多问，只说了句：
“怎么样？”
“他说让我明天晚上八点来。”
“那就来。
他说了‘来’，就是有戏。”
回出租屋的路上，她骑着电动车，我跟往常一样坐在后座。
风把她的头发吹到我的脸上，痒痒的，但我没伸手去拨。
我脑子里反复想着东哥最后那句“我看看”，
他不说什么保证，只给了门缝里透出来的一条光，
迈不迈得过去，是我自己的腿来决定的事。
到了楼下，她熄了火，没立刻下车，回头看着我。
“郝建，你明天要是真去干了，我就不叫你去‘试试’了。
明天开始，你就是干这一行的了。”
“嗯。”
“你怕不怕？”
“说实话，有点。”
“有点就对了。
一点不怕的人干不长。
你有点怕，说明你还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她从车上下来，踢掉脚上的拖鞋，
“走吧，回去早点睡。
明天开始，你就不是‘送外卖的郝建’了。”
我跟着她上楼，楼道里的声控灯又亮了一次。
躺在沙发上的时候，我把那张名片从口袋里掏出来，
放在茶几上，又拿起来，放回口袋。
它在口袋里贴着我的大腿，硬硬的，凉凉的，像一枚还没开始走的钟表。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很短的梦。
梦见自己穿着一件白衬衣，站在一间很亮的包房里，对面坐着一个看不清脸的女人。
她问我
“你叫什么名字”，
我说
“我叫郝建”。
她点点头，像在记一个名字。
然后梦就散了，像被风吹走的烟。
我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窗外有人在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叫卖肠粉：
“肠粉糯米鸡——
谁要——”
声音拖得长长的，像一根被拉长的橡皮筋，带着晨光里特有的倦意。
我坐起来，看着窗外那棵在路灯下站了一夜的老榕树。
气根垂下来，又细又密，像在等待被清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