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客厅里安静了几秒钟。侯亮平低着头，脸上的表情说不上是惭愧还是不甘，但更多的是一种习惯了的神色——在老婆面前被训，对他来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他知道钟小艾说的一切都是对的，也知道她骂完了就会帮他收拾烂摊子。这五年来一直如此。
“那现在怎么办？”他终于开口，声音里带着一丝小心。
钟小艾把茶杯放下，拿起茶几上的手机，开始翻通讯录。
“我已经跟最高检反贪总局的陈副局长通过气了。这件事情要分两步走。”
她按下了一个号码，同时对着侯亮平继续说：“第一步，你先回去写一份深刻检讨。承认程序错误，态度要端正，措辞要诚恳。然后把检讨交到陈局那里。这件事的程序错误在你，先把态度摆出来，别让人觉得我们钟家的人做错了还嘴硬。该认的错要认，认了错就等于废了对方一张牌。”
侯亮平点头。他知道这个道理——挨打之后先认错，外人就不好再说什么了。你都认错了，难道还要往死里打？
钟小艾拨出的电话接通了，她的语气立刻切换成了公事公办的口吻：“赵主任，是我，小艾。有件事想请您帮个忙……对，就是亮平的事。他在汉南办案遇到点阻力，对，就是李正。您那边要是方便的话，能不能帮忙看看鼎盛地产那块地的相关卷宗？不需要特殊处理，就走正规渠道调阅一下，我和亮平希望能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略显苍老的声音，语速不快，但透着一种稳重：“行。鼎盛地产的事我听说过，去年查过一次，没查出什么名堂。既然你想再看看，我安排人把卷宗调出来，到时候通知你。”
“谢谢赵主任。”钟小艾挂了电话，转头看向侯亮平，“赵主任是我爸的老下属，在国土资源系统待了三十年，鼎盛地产那块地的来龙去脉，没有人比他更清楚。让他重新调阅卷宗，不是要搞什么暗箱操作，而是要给李正传递一个信号——这事还没完，钟家在盯着你。”
侯亮平的眼睛亮了一下。他太熟悉这种手法了——不需要真的查出问题，只要让李正知道钟家的资源正在往这件事上倾斜，李正就得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时刻绷紧一根弦。人一紧张就会出错，一出错就会有破绽。
钟小艾没有看他，又拨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的语气比刚才更正式了一些，带着一种下级向上级汇报的克制。“喂，周主任，我是小艾。有件事想跟您反映一下……最高检反贪总局的侯亮平同志今天在汉南执行公务时遭遇了暴力阻挠，被汉南省公安厅的工作人员打伤。具体情况我整理了材料，明天一上班就送您办公室。好的，谢谢周主任。”
挂了电话，她把手机往茶几上一放，靠回到沙发上。
“周主任是中管干部违纪问题审查调查室的副主任，李正这条线归他们管。明天我把情况报上去，不需要添油加醋，只需要把事实摆清楚——侯亮平手续不全，这是事实；汉南省公安厅暴力抗法，这也是事实。两个事实放在一起，不需要我来定性，自然会有人觉得汉南那边反应过度。”
侯亮平听到这里，脸上的紧张终于松动了。钟小艾这两步棋走得极稳：第一步是防守，让他写检讨认错，堵住别人的嘴；第二步是进攻，把李正推到聚光灯下，让中纪委的视线重新聚焦到那个看起来“干净”的副省长身上。
“所以你现在该干什么？”钟小艾看着他，语气恢复了一贯的冷淡。
“写检讨。”侯亮平站起来，乖乖地往书房走。走了两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钟小艾一眼，“小艾，谢谢你。”
钟小艾已经重新拿起了茶几上的文件，头也没抬：“少给我惹事就是谢我了。”
侯亮平走进书房，坐到书桌前，拧亮台灯，铺开纸，开始写检讨。检讨书的开头是标准的格式——深刻认识错误、诚恳接受批评、坚决服从组织决定。他写得很快，因为这种检讨他写过不止一次了，每次惹了祸都是这个套路，写起来轻车熟路。
但写到一半的时候，他停下了笔。
他想起了李正今天在大厅里看他的那个眼神。那个眼神平静得像一面镜子，映出了他所有的莽撞、轻敌和不堪。李正从头到尾没有提高过音量，没有说过一句狠话，但每一句话都像手术刀一样精准地剖开了他。尤其是最后那句——“你觉得我李正没根基，得罪得起。”那句话像一根刺扎在他心里，拔不出来。
他侯亮平这辈子最不愿意承认的事情，就是他在仰仗钟家。但李正当面点破了。而且点破的方式不带任何情绪，像一个老猎手在教一个新手认路——你走错了，不是因为你不够快，而是因为你从一开始就选错了方向。
侯亮平攥紧了笔杆，指节微微发白。他在那页写了一半的检讨书上用力划了一笔，然后翻到下一页，重新开始写。这一次，他写得很慢。
窗外的夜色已经完全暗下来了。书房里只有台灯的光，照在他低垂的头上。隔壁客厅里，钟小艾还在打电话，声音透过墙壁传过来，听不太清楚内容，但语调沉稳，一个接一个，有条不紊。钟家的资源正在被调集起来，像一张网一样，朝着汉南的方向慢慢铺开。
汉南省委书记周砚山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那份关于侯亮平强闯省公安厅的情况报告。他已经看了两遍，这会儿正把老花镜摘下来，拿在手里慢慢擦着，一言不发。
坐在对面沙发上的省长刘建国和纪委书记孙正声交换了一个眼神。他们跟周砚山共事多年，知道这位老书记的脾气——周砚山今年六十二，在汉南干了八年，从省长做到书记，一向以沉稳温和著称，轻易不发火。但他擦眼镜的动作一旦慢下来，就说明火气已经在往上顶了。
“一个处级干部。”周砚山终于开口了，声音不高，语速也不快，但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拿着一本工作证，没有立案决定书，没有中组部批文，没有省纪委协查函，冲进省公安厅，要带走我一个副省长。”
他把老花镜搁在桌上，抬头看着孙正声：“正声同志，你跟最高检沟通的情况，再跟我说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