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六十多万。
搁在1992年，这笔钱够在省城买十套房。
祁同伟蹲在八仙桌前，把最后一沓大团结码整齐，拍了拍手上的灰。
院子里的乡亲们还没散，三三两两凑在一起，脸上的兴奋劲儿跟过年似的。
“建国叔，二柱，顺子，你们仨留下。”
祁同伟头也不抬，把其他人全打发走了。
“剩下的回去睡觉，明天该干嘛干嘛，谁要是出去乱嚼舌头，别怪我翻脸。”
院子里顿时走得干干净净。
没人敢多问一个字。
村委会的门关上，煤油灯把四个人的影子拉得老长。
祁同伟从桌上那座“钱山”里抽出大约十万，推到一边。
剩下的全塞进一个破帆布包里，拉链都快合不上。
“建国叔。”
祁建国搓着手站在旁边，一脸紧张。
“这十万，是启动资金。”
祁同伟拍了拍那摞钱。
“明天你去镇上，找工商所注册一个农业合作社，法人写你的名字。”
祁建国愣了一下。
“写……写我？”
“对，写你。”
祁同伟没给他多想的时间，接着往下说。
“合作社成立之后，第一件事，去把村东头和南边那三个山头全部承包下来，能签多少年签多少年。”
“种啥？”二柱插了一嘴。
“不种粮食。”
这话一出，三个人全傻了。
不种粮食？那种个屁？
“种果树，种茶，种药材。”
祁同伟掰着手指头给他们算账。
“一亩水稻一年赚多少？撑死三四百块。一亩板栗呢？
头两年不挣钱，第三年开始，一亩顶十亩水稻。
茶叶更不用说了，咱们这个纬度，出来的毛尖，往后能卖到几百块一斤。”
三个人听得一愣一愣的。
祁建国咽了口唾沫。
“同伟，你咋啥都懂？”
“我是大学生，我不懂谁懂？”
祁同伟把帆布包往肩上一甩，站起来。
“建国叔，这事我交给你了。办好了，往后祁家村家家户户都是老板。办砸了……”
话没说完，祁建国“啪”地一拍胸脯。
“你放心！砸了我把脑袋拧下来给你当夜壶！”
祁同伟笑了笑，拍了拍他的肩膀。
“行，那我走了。”
“这就走？”
“事儿多着呢。”
……
经过商讨与协商后。
这笔钱，一部分是以他个人名义写下借据的贷款。
另一部分是拉着几个胆大的本家签下的入股协议。
账目分明，手续齐全，从源头上就避开了非法集资的红线。
做完这一切，祁同伟连夜赶回汉东大学，已经是凌晨两点。
整栋宿舍楼黑灯瞎火，只有走廊尽头那个水龙头还在滴答滴答响。
祁同伟没回宿舍，直接去了教学楼一楼的公用电话亭。
拨号。
“嘟——嘟——”
响了六声，那边才接起来。
“喂？谁？”
高育良的声音带着困意，显然是被从床上叫起来的。
“老师，是我，同伟。”
“同伟？”那边清醒了不少，“你小子跑哪去了？这几天找你都找不着。”
“回了趟老家，处理点事。”
“我跟你说个好消息。”
高育良的口气里带着几分得意。
“京城那边我托了老朋友，中国政法大学有个访问学者的名额，专门给你留的。你收拾收拾，下周就动身。”
电话线里沉默了两秒。
“老师，谢谢您费心。”
“但是京城……我暂时还不能去。”
那边又沉默了。
这回沉默的时间更长。
“你说什么？”
高育良的困意全醒了，声音里带着压不住的火气。
“祁同伟，你跟我说清楚，什么叫暂时不能去？”
“我给你铺的路你不走，你想走哪条路？”
“是不是这几天在外面赚了点小钱，尾巴翘上天了？”
这话说得重了。
换成一般学生，早就吓得赶紧认错。
祁同伟靠在电话亭的铁架子上，手里转着话筒线。
“老师，您消消气，听我说完。”
“仕途这条路，光有学问和人脉还不够。得有自己的根基。”
“什么根基？”
“钱。”
祁同伟吐出一个字，干脆利落。
“没有资本撑腰，进了官场就是砧板上的肉，谁都能切两刀。
老师您在学校里待久了，可能感受不深。
但您看看外头那些下海的、倒腾的，哪个成了气候的背后没有一笔厚家底？”
高育良没接话。
这个道理他不是不懂，只是从来没有一个学生敢在他面前这么直白地说出来。
祁同伟趁热打铁。
“老师，年初那位老人家去南边转了一圈，说了什么话，您比我清楚。”
“往后这个国家的经济格局，要变天了。”
“资本的浪潮马上要来。现在不下水，以后连浪花都摸不着。”
电话那头传来打火机的声音。
高育良点了根烟。
抽了很长一口。
这个学生，到底是什么来路？
一个二十五岁的穷小子，张嘴闭嘴“经济格局”“资本浪潮”，说得好像亲眼见过未来似的。
自己教了二十年书，收过的学生没有一百也有八十。
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让他产生这种感觉——
看不透。
完全看不透。
这小子的眼界和格局，不应该出现在一个刚毕业的研究生身上。
烟抽完了。
“好自为之。注意安全。”
六个字，高育良挂了电话。
坐在书房里，烟头在烟灰缸里按灭，他盯着黑下去的电话机看了很久。
自己本以为收了一把好用的刀。
现在看来，这把刀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路。
甚至……可能比拿刀的人还要厉害。
……
祁同伟放下话筒，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
回宿舍背起那个帆布包，里头装着整整五十万现金。
沉甸甸的，勒得肩膀生疼。
天还没亮，他已经站在了汉东火车站的售票窗口前。
“同志，一张到沪市的硬座。”
……
绿皮火车晃晃悠悠，车厢里挤得跟罐头似的。
到处是行李、编织袋、还有各种说不清的味道。
走道里蹲满了人，抽烟的、嗑瓜子的、打牌的，吵得脑仁疼。
祁同伟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坐下。
帆布包夹在两腿之间，搪瓷杯里泡着从宿舍顺来的茶叶沫子。
车窗外的田野飞速倒退。
这趟车上，乌泱泱全是去沪市讨生活的人。
有扛着铺盖卷的民工，有提着蛇皮袋的小贩，还有几个戴着蛤蟆镜、一看就是准备下海捞金的“弄潮儿”。
九十年代的中国，每个人脸上都写着同一个词——
发财。
祁同伟抿了口茶，闭上了眼。
然后他感觉到了。
一个人从过道里挤过来，在他身边站定，手里攥着张报纸。
另一个人从另一侧靠近，假装找座位，脚步却刻意放慢。
两个人配合得挺默契。
报纸遮住了上方的视线，下面那只手已经伸向了帆布包的拉链。
指尖刚碰到金属扣。
祁同伟端着搪瓷杯的手往下一沉，杯底精准地磕在那只手的腕子上。
力道不大。
位置刚好在腕关节内侧那个凹陷处。
那扒手的整条胳膊跟过了电一样，从手指尖一直麻到肩膀。
脸“刷”地白了。
额头上的汗珠子一颗接一颗往下滚。
嘴张着，疼得连声音都发不出来。
祁同伟端起搪瓷杯，吹了吹茶叶沫子，喝了一口。
然后才慢慢抬头，看了那两个人一眼。
就一眼。
那眼神里什么情绪都没有。
就是那种——“你对我来说不算个活物”的漠然。
两个扒手腿都软了。
拿报纸那个先跑的，撞翻了过道里三个人的行李箱。
手腕被磕的那个更惨，捂着胳膊，连滚带爬地往前面车厢窜，走了半节车厢才敢回头看一眼。
再也没敢回来。
周围几个乘客看了看祁同伟，又看了看跑远的扒手，都没敢吱声。
祁同伟把搪瓷杯放在窗台上，重新闭上了眼。
十四个小时后。
沪市站。
出站口人山人海，到处是拉客的黑车司机和举着牌子的旅馆黄牛。
祁同伟拨开人群，脚步没有半点犹豫，朝着沪市最大的证券交易中心走去。
1992年的沪市股市，一头还没长大的野兽。
而他，是唯一知道这头野兽会长多大的人。